早上七点，我蹲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前，看老板娘把刚出锅的油条塞进塑料袋。油锅里的油花噼啪炸开，她手腕一抖，长筷子夹着金黄的油条在空中甩了两下，油滴顺着竹筷往下淌，在铁锅边沿溅起细小的水花。“要辣酱不？”她头也不抬地问，左手已经掀开玻璃罐的盖子，红油浮在表面，像凝固的晚霞。 我摇摇头，接过袋子时被热气熏得眯起眼。油条还带着焦脆的咔嚓声，咬下去时面香混着油香在嘴里炸开，突然想起上周在写字楼附近买的“网红油条”——裹着巧克力酱，装在牛皮纸盒里，二十块一根，咬下去却软塌塌的，像嚼一团湿棉花。 “小伙子，豆浆要甜的还是咸的？”老板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她围裙上沾着面粉，袖口卷到手肘，露出晒成小麦色的手臂，上面还留着几道浅浅的烫痕。“咸的，多放虾皮。”我指了指她手边的调料罐，那里堆着半罐发白的虾皮，在晨光里泛着细碎的光。 她舀了勺豆浆，乳白的液体顺着碗沿打转，虾皮撒下去时像下了一场小雪。我端着碗找位置，发现平时坐的老木凳不见了，换成了个塑料折叠椅，椅面还印着“XX超市周年庆”的字样。“城管昨天来过，说老凳子占道，给没收了。”老板娘边擦桌子边解释，抹布擦过木桌时发出“吱呀”声，留下几道浅浅的水痕。 我咬着油条看街景。穿校服的学生举着煎饼果子跑过，书包带子在肩头一颠一颠；穿西装的男人站在路边刷手机，领带被风吹得飘起来，像面歪歪扭扭的旗；穿碎花裙的老太太拎着菜篮，和卖菜的大爷讨价还价，声音轻得像片羽毛：“便宜五毛呗，我天天来买你的。” 豆浆喝到一半，老板娘突然凑过来：“你昨天说想吃豆腐脑，我今天特意做了。”她掀开身后的木桶，白雾腾起来，混着豆香钻进鼻子。桶里的豆腐脑嫩得能晃出水，表面浮着层浅黄的卤汁，里面漂着木耳丝、黄花菜和几粒花生米。“要辣不？”她又问，这次手里拿着的是装辣椒油的搪瓷缸，缸口还沾着点红油，像没擦干净的嘴。 我点头，看她用铁勺舀了勺辣椒油，轻轻抖了两下，红油便顺着豆腐脑的纹路晕开，像幅没画完的水墨画。第一口是辣的，第二口是咸的，第三口就只剩下豆香，在嘴里缠缠绕绕，像条温顺的小蛇。 “您这豆腐脑，比写字楼附近那家好吃多了。”我由衷地说。她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堆起来：“那当然，我做了二十年豆腐脑，从闺女上小学做到她上大学，她现在都在北京工作了。”她指了指墙上贴的照片，照片里是个穿学士服的女孩，站在北大门口，笑得特别灿烂。 我喝完最后一口豆浆，起身付钱。她没收豆腐脑的钱，说“请你吃的”。我争执了两句，她摆摆手：“你天天来，算老顾客了。”我拗不过她，只好把钱塞进她放在桌角的铁盒里，硬币撞在铁盒上，发出清脆的“叮当”声。 走出早餐摊时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。我回头看了眼，老板娘正弯腰收拾桌子，围裙上的面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像撒了把星星。